近日，國際清算銀行發布的《2025年度經濟報告》猶如一記警鐘，尖銳指出美國政府今年4月貿然發起的全面關稅戰，已如脫韁野馬，徹底顛覆了原本世界經濟走向軟著陸的良好預期。這場關稅戰宛如一場兇猛風暴，使得長期穩固構建的貿易關系出現難以彌合的裂痕，金融市場也隨之陷入劇烈震蕩，政策不確定性如烏云般籠罩，經濟增長預期被無情下調，給全球經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企業因對未來貿易環境充滿擔憂，紛紛選擇推遲投資計劃、減少招聘規模，家庭也出于對經濟前景的不安，開始增加預防性儲備。這些軟性指標無一不在清晰地預示，美國加征關稅的行為，正如同高懸在全球經濟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將對全球經濟增長造成嚴重沖擊。

　　回溯2025年年初，全球經濟原本呈現出諸多軟著陸的積極跡象：多數國家在控制通貨膨脹方面成效顯著，通貨膨脹率處于或正穩步接近目標水平；2024年全球經濟增長率保持在略高于3%的水平，與前一年增速基本持平，展現出一定的穩定性；勞動力市場歷經調整，也基本恢復到正常狀態；基于穩健的經濟增長預期，股票市場呈現上漲態勢，與此同時，信用利差持續收窄，市場信心穩步回升。

　　然而，美國突如其來的關稅戰，瞬間打破了這一向好局面，讓全球經濟前景急轉直下，迅速被陰霾所籠罩。市場對財政政策能否重回審慎軌道產生懷疑，央行的獨立性也受到市場的拷問。全球股市遭遇“黑色風暴”，大幅暴跌，企業信用利差急劇擴大，市場恐慌情緒蔓延。即便隨著關稅談判的陸續推進，股市出現了短暫反彈，但債券與外匯市場依舊彌漫著對后續發展的深深憂慮，投資者們猶如驚弓之鳥，時刻警惕著新的風險降臨。

　　從本質上來說，全球化所帶來的貿易和資本流動，本應是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強大引擎。它能夠促進各國實現更高水平的專業化分工，讓資源得到更優化的配置，加速技術在全球范圍內的傳播，激發市場的良性競爭，是支撐全球收入增長的重要力量。但令人遺憾的是，在保護主義、單邊主義甚囂塵上的當下，貿易戰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不斷升級，這一進程遭到了嚴重破壞。美國采取的加征關稅舉措，不僅未能如美國政府所宣稱的那樣，有效解決貿易逆差、民眾失業、收入差距拉大等國內經濟問題，反而如同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帶來了一系列適得其反的后果。

　　過去幾十年來，實體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持續下行，公共債務率高企以及非銀行金融機構的信用和流動性風險等問題，如同隱藏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一顆顆定時炸彈，正進一步放大全球經濟風險。如今，這一風險已不再局限于部分國家，眾多發達經濟體出現經濟下滑的同時，不少新興經濟體也難以獨善其身。這種情況不僅會嚴重影響各國經濟復蘇的進程，使債務的可持續性面臨巨大挑戰，還會極大地增加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的風險，威脅全球經濟的健康發展。

　　國際金融危機和疫情的雙重沖擊，已使許多經濟體背負了沉重的公共債務負擔，很多國家的債務水平甚至達到了和平時期的歷史峰值。而在未來，基礎設施建設、綠色轉型以及國防支出等方面的龐大需求，還將繼續推高財政赤字，使債務規模進一步膨脹。相關數據顯示，部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的利息支出已從2021年占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急劇上升至2024年占其GDP的4%。更為嚴峻的是，由于經濟增速下降和國債利率上升這兩大不利因素的疊加，這一比例預計還將持續升高，給各國經濟帶來更為沉重的壓力。

　　作為“央行的央行”，國際清算銀行始終將金融系統的穩定視為重中之重。報告明確指出，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政府主權債券發行的速度遠遠超過私人部門，然而金融中介活動卻日益從傳統銀行轉向非銀行金融機構。主權債券市場的流動性如今越來越依賴開放式共同基金、對沖基金和其他資產管理公司，而這些機構往往存在嚴重的流動性錯配問題，一旦市場出現風吹草動，極有可能引發市場恐慌，導致金融市場的劇烈動蕩。同時，非金融機構在跨境金融交易中的作用大幅提升，很多機構高度依賴短期美元融資和對沖市場來管理持倉組合的風險敞口，這無疑進一步增加了金融市場的脆弱性和不確定性。

　　有效的經濟政策，應當既能維護經濟和金融穩定，又能促進可持續增長。而這一目標的實現，不僅取決于政策措施本身的科學性和合理性，更取決于政策實施的方式和方法。其核心要點在于建立和維護社會各界對政策的信心。政策制定者必須明確設定政策目標，精心選擇合適的政策工具，堅定不移地推進政策落實，及時、透明地處理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偏差，并向公眾及時、準確地闡釋政策決策的考量因素。唯有如此，當公眾對政策建立起信任時，其行為才會與政策制定者的預期保持一致，也才會愿意為了獲得長期的經濟收益而暫時接受短期的成本付出。

　　為了推動全球經濟盡快重回正軌，報告緊急呼吁從結構性改革、財政政策、監管政策和貨幣政策四個關鍵方面采取有力措施。

　　在結構性改革方面，各國應著力提高行政管理效能，通過積極吸引頂尖人才、深入改革激勵機制等有效手段，充分激發市場活力。同時，要努力消除國內和跨境貿易壁壘，加大在基礎設施建設、能源、生物醫藥和人工智能等關乎國計民生與未來發展的重要領域的公共投資，以此發揮“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帶動私人投資的跟進，為經濟增長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

　　財政政策方面，首要任務是優先確保債務負擔的可持續性。政府需要合理調整支出和稅收的構成，重建可靠的預算規則和嚴格的財政紀律，從而提高財政計劃的可信度。這一舉措不僅將大大降低金融不穩定風險，為金融市場的平穩運行提供堅實保障，還能夠為未來必要的財政支出創造充足的空間，使政府在應對各種經濟挑戰時擁有更多的政策選擇。

　　監管政策方面，要全力推動《巴塞爾協議Ⅲ》在各國的普遍實施，以此強化全球金融監管的一致性和有效性。同時，對于那些可能危及金融穩定性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必須實施嚴格監管，堅決防止系統性風險在這些領域的累積和爆發，維護全球金融體系的安全與穩定。

　　貨幣政策方面，由于不同國家在經濟結構、發展階段以及通脹水平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可能面臨截然不同的通脹前景。因此，各國央行必須密切關注經濟形勢變化，準確預判經濟走勢，靈活運用多樣化的政策工具。在使用量化寬松等非常規措施時，要格外謹慎，因為這類措施的邊際效益往往會隨著時間推移而遞減，且一旦實施，后續退出難度較大。此外，央行還應加強對市場的前瞻指引，及時向市場傳遞明確、穩定的政策信號，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經濟環境中增加可預測性，持續建立和鞏固市場對貨幣政策的信任，有效錨定市場預期，為經濟的穩定發展營造良好的貨幣金融環境。

　　美國加征關稅的行為已對全球經濟造成了巨大沖擊，世界各國需攜手合作，積極采取上述有效措施，方能逐步化解危機，推動全球經濟重新回到穩定、可持續的發展軌道。